常外“毒地”火了。
2016年2月29日,《财新周刊》刊登报道《名校与“毒地”为邻》,首次揭露常州外国语学校毗邻“毒地”,学生健康受影响的问题。报道指出,曾在这块“毒地”的前身——常隆农药厂工作的老工人一年来持续举报,该地块地下埋有危险废物。
4月17日,中央电视台再次报道此事,强调“毒地”对常外学生健康影响严重,根据家长统计,接受体检的641名学生中,出现异常人数为493人;央视还指出,有个别学生患有淋巴癌和白血病。
常州市卫计委的统计数据则显示,1月至2月,常外学生就诊及体检的597人中,部分检查指标异常133人,且否认常外学生中有与“毒地”相关的淋巴癌、白血病病例。
常外“毒地”的问题并不复杂,相信随着舆论与监管部门的介入,这块“毒地”所背负的危废旧疾将大白于天下,有望得到解决。
常外之不幸,是中国工业发展粗放、转型期环境管理混乱的连带伤害;常外之幸运,是一群关切孩子,有知识、有决心、善沟通的家长。遗憾的是,中国之大,还有更多的危废污染事件、更多“毒地”之上的学校、村庄、居民区、办公楼,逃过了人们的眼睛。
有专家指出,全国每年危险废物产生量近亿吨,近七成流向不明。中国有多少块常外“毒地”那样的地块?有多少有毒性、持久污染效应的危险废物深埋于地下、暴露在环境中?数千万吨含有有毒物质、重金属,持久性污染物的危险废物,或许就在你我身边。
——编者
直到四个人和两条狗死在村外废弃煤井边的消息传来,上皋村的村民们才意识到,那一辆辆趁着月黑风高在村里轰鸣而过的油罐车,带来的影响不只是扰人清梦的噪音,它们运载的东西有毒。
2015年10月21日凌晨,山东省章丘市普集镇养军店村村民陈继新从家中赶往邻村上皋村的废弃煤井。出门前,他告诉妻子要去办点事。陈继新再也没能回来。第二天一早,他和另外三人被发现横躺在煤井边,一动不动。
一辆贴有“危险品”标识的油罐车停在不远处。这指向他们的死因。四人皆因硫化氢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场院内两条护院狼狗也未能幸免于难。
这一事件惊动了环保部。四个月之后的2016年2月22日,环保部向社会通报了该案件:2015年10月21日凌晨2时许,陈继新、张林德雇佣车号为鲁CB6590的罐车运输化工废液向煤矿井内倾倒时,两人与罐车司机、押运员共四人中毒身亡。
陈继新可能从未料到,杀死自己的不是别的,正是自己亲手先后倒进井里的两种废弃酸碱液体反应后产生的气体。当时,他们正沿着一根一头埋在地下的塑料排水管往井里灌注他们自己也说不上名称的化学品废液,结果这些液体和前一天倾倒在井内的废酸发生了化学反应,释放出剧毒气体。
山东警方随后认定,这些废液属于危险废物(又称危废),由这辆油罐车从山东的五家化工厂运来,死者四人原系一个非法处置危废的“团伙”。据环保部通报,山东省已刑事处理包括山东金诚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淄博桓台)等五家省内化工厂相关人员在内的25名犯罪嫌疑人,尚有嫌疑人在追逃之中。
山东命案的发生绝非偶然。危废案件近年一直是中国环境犯罪中占比最大的类别。2014年,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的2000多起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危废违法案件也占了四成。仅在山东一省,据2014年末统计,山东省侦办了危废违法案件共计601起,占全部生态环境破坏案件的60%。
山东的四人命案,形象地解释了危险废物的标识——一个骷髅头,两根白骨。危险废物,顾名思义,是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具有危险性或潜在危害的固态或半固态废弃物。医院的废弃医疗器械、农药厂产出的农药渣滓、生活垃圾焚烧后留下的飞灰等都属于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是工业固体废物的一种。国际上一般认为,一国的工业固体废物数量与危险废物数量呈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环保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凌江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每年产生的危废数量为1亿吨左右。经财新记者核实,此数量正是按相关比例关系估算得出。
按照国际惯例和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危险废物应由环境执法部门监管,由有资质的第三方危废处置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置。然而,一位接近环保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的官员告诉财新记者一个权威数字,估算的1亿吨危废之中,2014年仅有3600余万吨纳入环保部门监管视野,其余危废如何处置——下落不明,处于未知的“黑洞”之中。
最直接的问题是:每年6000多万吨危废去哪儿了?
上述官员告诉财新记者,下落不明的危废一般通过三个途径被处置。一是大量危废被生产企业按一般固废处理掉了,就当成了普通垃圾;二是生产企业“自行处理”,或埋在厂区附近的地下,或以极低价格交由不法人员异地倾倒或填埋;三是被企业作为资源“利用”了。理论上不少危废也是资源,可以利用,只是成本较高。问题是合理利用也需要监管,否则无法知道这种利用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甚至违法。
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数十年间,未进行无害化处置的危废,它们如今在哪里?这会为周边毫不知情的公众带来什么?
相对于生活垃圾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来说,危险废物的危害性要大得多。若处置不当,绝大多数危险废物都可对环境造成重大污染,修复成本极高。其中的有害物质可最终进入人体,致人患病或丧命。一些物质,如六价铬,甚至会损伤人体DNA,祸延子孙。
在常州事件中,据举报人称,“毒地”的前身常隆农药厂等几家化工企业,在运行时曾违规倾倒危废至附近的水体,还将大量危废深埋于地下。
多年之后,这些危废对人体的影响引发关注,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美国“拉夫运河事件”的重演。
上世纪70年代末,危险废物曾让美国纽约市附近的拉夫运河(Love Canal)小区成为举世闻名的“毒物废城”。人们发现拉夫运河地区居民的流产率和出生缺陷比例超乎寻常,血液白细胞数量和损伤率也出奇地高。这背后的“元凶”,竟是一家化学品公司于数十年前在干涸的运河里填埋的大量有毒化工垃圾。
鉴于危险废物危害性之大,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就依循国际惯例,设计并实施了一套危险废物管理机制,并规定危废违法案件中涉量超过3吨,即可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但是,从层出不穷的危废犯罪案件来看,这套机制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识者指出,工业企业有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前两者因为雾霾和黑臭水体等严重环境问题已被政府广为重视,惟独废渣一项,有意无意被忽略,迟迟未被纳入有效监管。
中国危废问题显然已经刻不容缓。
1月13日,江苏靖江侯河村养猪场危废处理现场,工人在打孔取样。
危废案井喷
3号煤井深80米。曾经,它是为上皋村带来丰厚经济收入的七口煤井之一,输送了成担成担的“黑色黄金”。最近一年多时间里,它却被陈继新等人用来做起了倒危废的生意。
顺着纵横交错的挖煤隧道,含有有害物质的化工废液在上皋村方圆10公里的地下蔓延。80米以上的地面上,村民们照常取用着井水,耕种着农作物。一些老农对最近出现的庄稼歉收百思不得其解,另一些则抱怨着不知从何而起的身体不适。直到陈继新等四人死在了3号煤井旁。
这起充满荒诞剧色彩的命案,引起了当地媒体乃至央媒的注意。据环保部通报,山东省公安部门已刑事处理25名犯罪嫌疑人,尚有嫌疑人在逃,共查清倾倒的废酸、废碱等危险废物800余吨,在地表弃置和在地下掩埋的桶装废酸300桶。目前,案件尚待完成侦查工作后再移交检察院,四个人死于非命的时间发生半年之后,官方至今未对具体危险废物类别作出公示,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自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涉及危废的刑事案件数量在中国出现了井喷,危废案件一下子成了中国环境犯罪的高发区。
2013年6月起施行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列举了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14项标准,其中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列为第二项标准。危废违法案件中所涉量超过3吨,即可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表示,最近两三年,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被发现的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是说现在违法情况多了,而是执法变严的缘故。
山东省是危废违法案件最多发的省份之一。2014年山东省侦办危废案件601起,当年全部环境破坏案件为990件。
在全国,2014年地方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了2000多起环境污染案,危废案件也占了四成。这其中既有像上皋村这样处在“进行时”中的危废违法案件,更多则是隐藏了多年、最近才得以曝光的历史案件,涉及的危废数量更大,造成的危害也更严重。
江苏省靖江市原侯河石油化工厂地下掩埋了十多年、计5000余吨危废的大案就属后者。这起“地下藏毒”案是2015年环保部、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联合挂牌督办的两起环境违法案件之一。环保组织表示,此案所涉及的危废数量是近年来得到曝光的危废违法处置案件中最大的一起。
泰兴人周建刚向财新记者提供的举报材料显示,2000年至2011年,侯河石油化工厂从扬农化工、长青股份等农药与化工企业接收了总量超过1.4万吨的化工废料。但侯河石油化工厂直到2005年才第一次获得危废品处置资质,不仅存在无资质违法接收危废品的问题,其实际处置的危废数量也远远超出了许可证规定的每年200吨菊酯残液的处置能力。
一位居住在工厂南侧200米西八圩村的村民告诉财新记者,2011年之前,他多次亲自参与过原侯河石油化工厂老板唐满华组织村民进行的“倒油”活动,唐满华支付给他们的报酬是200元一天。所谓的“倒油”便是将农药废液中的液体部分倒入工厂北侧的界河,将留下的渣滓集中,成桶成桶放入唐满华在厂房下修建的水泥池子里,一部分则拌着泥直接填埋在了工厂大门外的界河河堤上和工厂外的鱼塘里。
也就是说,除了最终由靖江环保局确认运走的5000吨“疑似”危废,更多的危废或已随界河河水流入长江。
2012年,由于资质到期,唐满华将化工厂改建成养猪场,掩埋危废的场地上建了猪圈,猪粪的气味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农药味。
2014年,常年居住在工厂办公楼的唐满华死了,死因是鼻癌,但当时并没有人怀疑,这和厂里的异味有什么关系。但2015年案发后,不少村民认为唐满华的鼻癌或与其自己埋下的化工危物有关。
2015年春节,周建刚买下了养猪场,也只以为这些异味是猪的缘故。不久,周建刚皮肤病复发,他对异味起了疑心,随后他发现了唐满华在保险柜里遗留下的逾万吨化工废料接收单。最终,正是这些接收单揭开了这桩大案。
接近环保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的官员向财新记者介绍,“两高”司法解释出台以后,很多地方的公安部门、检察院都专门成立了特别机构来办理危废方面的案件,立案数量也成了政绩的一部分。“这个威慑作用很大,原来企业没有把这些当成违法行为,做起来都理直气壮,但现在知道这么干不行。”
即便如此,这位官员也十分肯定,现在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很小的冰山一角,没有暴露出来的危废案件要比暴露出来的多得多。
七成危废流向何处?
多位固废专家和官员告诉财新记者,中国危废管理目前最大的问题正是底数不清。
从已得到曝光的危废污染个案和城市建设中层出不穷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事故来看,监管视野之外的危废已然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种种蛛丝马迹,尤其是统计数据上的扭曲,证明还存在更大的危废数量“黑洞”——照业内估算,中国每年产生的危废中,约七成处在盲区。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所长王琪,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了两种数据“扭曲”。从2001年至2010年中国环境统计公布的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单位GDP工业危险废物的产生量呈不断降低的趋势,工业危险废物占工业固体废物的比例更是从2001年的1.07%降到了2010年的0.66%。王琪认为,这与中国环境管理实际水平严重不符。
官方数据也存在不一致。2010年,中国公布第一次(也是目前为止惟一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工业源中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574万吨,比环保部公布的同年环境统计数据高出3倍多。但正如其他领域普遍的数据“打架”一样,官方从未对两个数字给出合理解释。
据王琪计算,2010年中国实际工业危废产生量应在6000万吨左右,是同年公布统计数据的3倍至4倍。
另一个被部分专家接受的估算认为,目前中国危险废物的年产量在1亿吨左右,而统计数据中,最新2014年的危废产生量仅为3633.5万吨——在“两高”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统计量常年在1000多万吨徘徊。
如此大的差距,显然并不能简单用一句统计能力不足来解释。学者们据此推断,中国每年约有七成危废游离在监管之外。
接近环保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的官员也指出,环保部危废统计施行申报制,统计到的产生量都是可核实的数据,每一吨都可以追踪到由哪家企业产生,并必然受到严格监管。然而,往往还有更大量的危废不在报备口径中,其中包括向上皋村废井中倾倒的800多吨危废,以及侯河养猪场下掩埋了十多年的5000多吨危废。
在中国,法律上要确定某一废物是否属危险废物,有两种途径,其一是查阅环保部制定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确认其是否属于名录49大类危废;其二是采取法律规定的鉴定标准和方法,取权威机构报告证明废物具有危险特性。一旦被认定为危险废物,企业就必须遵循国家对危废设计的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监管制度,及时申报数量、合规贮存、填写危废转移五联单、交给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企业对危废进行综合利用或处置。
但是,每年按照如上流程受到严密监管的危废不到4000万吨。剩下的危废去了哪里?
上述官员指出,“黑洞”里的危废很大一部分被当做普通垃圾处理,或是在企业“自行利用”的名头下,被非法掩埋到了地下。也有一些在转移运输途中,往往是异地转移时,被沿途倾倒。“这些事情天天都有。”这位官员无奈地说。
或许,也有一部分危废由产废企业合法自行利用或作无害化处置了,但这一块一样处在危废监管死角中,官方也无法掌握到准确数量。
此外,由于来不及被处置而堆积起来的危废数量在与日俱增,形成了极大的环境隐患。据统计,企业申报的危废贮存量在最近几年一直维持在800万吨以上的水平。王琪指出,所谓的贮存实际上大多为露天堆存,与排放类似。如果加上未统计的贮存量,历年堆存的危废数量巨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贮存危险废物必须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一般情况下,贮存时间不得超过一年。
然而,现实中许多企业的危废贮存都达不到这项规定的要求。不仅企业内部危废暂存库普遍存在仓储能力不足、未密闭、未分类贮存、废弃未收集处理、地面未做防腐防渗等问题,危废贮存期限很多已远超一年。由于迟迟未能找到有接收能力的合法危废处置企业,最后产废企业不得不被“逼良为娼”,地面暂存点渐渐成了“地下藏存点”。
常州外国语学校旁边的“毒地”或许就是一个这样的“藏存点”。几位常隆农药厂的离职员工先后向财新记者证实,常隆在2008年至2010年搬往新址期间,曾将数量不明的生产废料填埋到地下8米至10米的坑内,随后在其上掩上泥土,这些生产废料包括蒸馏残渣和废有机溶剂,均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之列。
在2009年,常隆将至少50吨农药废渣填进了原精工车间南面空地上一个篮球场大小、深8米的大坑中。其中一小部分为桶装,绝大部分为直接填埋。当地环保部门向财新记者否认了这些指控。
这样埋着定时炸弹的“藏存点”在全国还有多少?不同的估计从数百、数千到数万不等。专家们能作的推断是,那些被经济转型更替下来的化工园区“棕色土地”极可能是重灾区,但还有大量的危废“下了乡”“下了海”,甚至被沿路倾倒,难以追踪、定位,也就无法开展修复工作。
危险的危废
常外的“毒地”丑闻被揭开盖子仅仅是个开始,危废倾倒对于一地的影响甚至可达几十年。距美国胡克化学公司最后一次向拉夫运河中倾倒化工废渣整整60年后,昔日的“幽灵”还在威胁着当地人的健康。
2013年,在纽约州尼亚加拉瀑布附近拉夫运河小区居住的新居民们发起了新一轮集体诉讼。34岁的居民丹·雷诺搬进新居后,却一直被皮疹和其他小毛病折磨着。妻子特瑞莎经历了两次流产,还得上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囊肿。他们和另外五个家庭深信,这说明拉夫运河还在对外渗透有害化学物质。此前35年,联邦政府已花费了4亿美元努力修复这块土地的污染,并向居民许诺污染已得到完全清除。
35年前,这些化学物质曾让800户居民不得不搬离拉夫运河区域。人们发现当地居民的流产率和出生缺陷比例超乎寻常,血液白细胞数量和染色体损伤率也出奇地高,而这背后的“元凶”竟是从上世纪20年代起向干涸的拉夫运河中倾倒的2万吨有害化工垃圾,运河拥有人胡克化学公司则是其中主要的倾倒者。
1953年,胡克化工厂却将这条填满了化工垃圾的运河以1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当地教育董事会,后者很快在运河上建造了一座公立学校,周围紧随着建起了不少住宅房。地底下的化工垃圾腐烂释放的200多种化合物——其中至少12种为致癌物质——却渗透了泥土,在人们的后院和地下室弥漫。拉夫运河小区绿草茵茵的环境让人们对空气中的异味放松了警惕,直到多年后,他们的身体明显出现问题。
“和废水、废气相比,危险废物的问题往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滞后性,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往往要通过造成明显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乃至造成显著的人体健康危害后才能为人所知。”从事固体废物研究几十年的北京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告诉财新记者。
换而言之,危险废物被发现的时候,往往人类已经付出太大的环境和健康代价。这种危害性可能持续数十年也不能被完全消除。
“拉夫运河事件”后不久,人们就发现类似的危废掩埋场还有成千上万个。这最终促使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超级基金法》,解决危险物质泄漏污染的治理费用,并相应地建立了危险等级评价系统,按照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潜在威胁评估为污染场地打分,以分值高低论治理的轻重缓急。
改革开放近40年的中国,正在进入自己的“拉夫运河时刻”。危废案件正汹涌而出,如此大量危废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已是毋庸置疑,但具体对生态系统、对人体健康造成了多少危害,相关的系统研究与评估至今仍是空白。
在靖江市侯河村,村民们只能通过老板唐满华死于鼻癌的事实,来推测养猪场地下的危废对自己健康的影响。
危废曝光后,村民们要求政府安排全面体检,甚至提出搬迁的要求,但未获允准。有村民告诉记者,在过去三年间去世的11人中,死于癌症的有6人,其中更有4人死于肺癌。这一不完全统计显示,七圩组的癌症死因比例高于靖江市,而整个靖江市的癌症死因比例又高于全国平均。
据环保部通报,侯河村养猪场此前检出的特征污染物包括1,4-二氯苯、甲苯、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氯苯等。根据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专家编写的《国家污染物环境健康风险名录》,这些物质大部分为挥发性有机物,可大量挥发到空气中、一些可长期吸附于土壤,渗入地下水,并对周边水体环境造成长期不良影响,通过吸入或食入,对人体具有潜在的致畸或致癌后果。
可即便如此,环境法专家提醒,用法律手段帮助村民们索取健康损害赔偿尚存在技术难点。没有系统、权威的流行病学研究或健康调查评估,就无法证明村民们所患的癌症是和这些危废释放的污染物有关,而非其他污染物甚至生活习惯所致。与此同时,也没有村民明确地知道,这些说不上名字的苯系物是否真的进入了他们的身体,又如何影响了自己的健康。
接近环保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的官员直言,若不是特别重大的污染事件,不会有人去做相关的环境与健康影响评估,国家也不会设立相关的研究课题。而通常所做的损害评估,更多仅仅是为了司法了结而做的直接损失评估,并不具备太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当年云南铬渣倾倒对河道底泥、周边的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都造成了污染。土壤、地下水受到重金属污染,未来一定会通过食物链富集到人体内。”民间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告诉财新记者。
因倾倒量大、倾倒铬渣含毒性极强的六价铬,2011年的云南曲靖铬渣案曾轰动全国,掀起全国彻查铬渣堆存点的行动。
五年前,自然之友向涉嫌违法倾倒5000多吨剧毒铬渣的陆良化工厂发起环境公益诉讼,就其造成的环境损害索取公益赔偿。此案迄今没有结案,已经成为中国历时最长的环境公益诉讼案。
自然之友也曾试图调查2011年云南铬渣倾倒案对当地村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并到曲靖安排村民体检。这项工作最后出于种种原因也无疾而终。五年过去了,无论官方、学术界还是民间机构,都没有出台一份细致的健康影响报告。有据可查的仍是当年的媒体报道,其指出“共有4万立方米水受剧毒污染,77头牲畜死亡,无一例人员伤亡”。
上个世纪90年代,六价铬严重污染了加利福尼亚州辛克利小镇的地下水。当地数百名居民认为,自己得病与饮用遭到铬污染的饮用水有关。美国科学家们已经证实,六价铬对人体有致癌性,但仍无法证实辛克利居民得病就是由六价铬污染所导致。
居民们与肇事企业太平洋瓦斯电力公司(PG&E)达成了和解——后者向前者赔偿了3.3亿美元。
危废“阴阳路”
中国的危废处置市场俨然分裂成了地上、地下两个部分。地上的“阳关大道”由环保部门实施全程监管,合法、有序但价格昂贵、效率低下。地下通道里则是截然不同的场面——一条高效、低价的利益链赢得了诸多企业的“青睐”,其中不乏上市公司的身影。
财新记者调查到的一个案例,或可揭示目前危废非法处置的利益链。
2014年,江苏省常州市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不愿意花每吨6000元左右的正当路径处置危废,私下通过层层转包,先后通过在江苏务工的安徽利辛县人魏雪东、安徽涡阳县标里镇人李绍化、史庄垃圾场负责人邓卜安,跨省向安徽利辛县、涡阳县运输、倾倒上百吨二氯苯酚、三氯苯酚等危险废物。
在这条成熟的产业链条中,最初每吨1200元的收益被中间人、各级转包人层层瓜分,链条终端的邓卜安最终收到的报酬是每吨50元。
“作为非法处置危废利益链的终端,他们到手的好处费是被中间各个联络人‘剥削’到最后的所得,通常非常有限。但他们就是为了这一点蝇头小利,亲手将危废拉到自己生活的村庄,倒进家乡的河流田野,不禁让人叹息。”安徽环保组织绿满江淮负责人凌艳雪向对财新记者说。
2016年2月29日,《财新周刊》刊登报道《名校与“毒地”为邻》,首次揭露常州外国语学校毗邻“毒地”,学生健康受影响的问题。报道指出,曾在这块“毒地”的前身——常隆农药厂工作的老工人一年来持续举报,该地块地下埋有危险废物。
4月17日,中央电视台再次报道此事,强调“毒地”对常外学生健康影响严重,根据家长统计,接受体检的641名学生中,出现异常人数为493人;央视还指出,有个别学生患有淋巴癌和白血病。
常州市卫计委的统计数据则显示,1月至2月,常外学生就诊及体检的597人中,部分检查指标异常133人,且否认常外学生中有与“毒地”相关的淋巴癌、白血病病例。
常外“毒地”的问题并不复杂,相信随着舆论与监管部门的介入,这块“毒地”所背负的危废旧疾将大白于天下,有望得到解决。
常外之不幸,是中国工业发展粗放、转型期环境管理混乱的连带伤害;常外之幸运,是一群关切孩子,有知识、有决心、善沟通的家长。遗憾的是,中国之大,还有更多的危废污染事件、更多“毒地”之上的学校、村庄、居民区、办公楼,逃过了人们的眼睛。
有专家指出,全国每年危险废物产生量近亿吨,近七成流向不明。中国有多少块常外“毒地”那样的地块?有多少有毒性、持久污染效应的危险废物深埋于地下、暴露在环境中?数千万吨含有有毒物质、重金属,持久性污染物的危险废物,或许就在你我身边。
——编者
直到四个人和两条狗死在村外废弃煤井边的消息传来,上皋村的村民们才意识到,那一辆辆趁着月黑风高在村里轰鸣而过的油罐车,带来的影响不只是扰人清梦的噪音,它们运载的东西有毒。
2015年10月21日凌晨,山东省章丘市普集镇养军店村村民陈继新从家中赶往邻村上皋村的废弃煤井。出门前,他告诉妻子要去办点事。陈继新再也没能回来。第二天一早,他和另外三人被发现横躺在煤井边,一动不动。
一辆贴有“危险品”标识的油罐车停在不远处。这指向他们的死因。四人皆因硫化氢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场院内两条护院狼狗也未能幸免于难。
这一事件惊动了环保部。四个月之后的2016年2月22日,环保部向社会通报了该案件:2015年10月21日凌晨2时许,陈继新、张林德雇佣车号为鲁CB6590的罐车运输化工废液向煤矿井内倾倒时,两人与罐车司机、押运员共四人中毒身亡。
陈继新可能从未料到,杀死自己的不是别的,正是自己亲手先后倒进井里的两种废弃酸碱液体反应后产生的气体。当时,他们正沿着一根一头埋在地下的塑料排水管往井里灌注他们自己也说不上名称的化学品废液,结果这些液体和前一天倾倒在井内的废酸发生了化学反应,释放出剧毒气体。
山东警方随后认定,这些废液属于危险废物(又称危废),由这辆油罐车从山东的五家化工厂运来,死者四人原系一个非法处置危废的“团伙”。据环保部通报,山东省已刑事处理包括山东金诚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淄博桓台)等五家省内化工厂相关人员在内的25名犯罪嫌疑人,尚有嫌疑人在追逃之中。
山东命案的发生绝非偶然。危废案件近年一直是中国环境犯罪中占比最大的类别。2014年,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的2000多起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危废违法案件也占了四成。仅在山东一省,据2014年末统计,山东省侦办了危废违法案件共计601起,占全部生态环境破坏案件的60%。
山东的四人命案,形象地解释了危险废物的标识——一个骷髅头,两根白骨。危险废物,顾名思义,是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具有危险性或潜在危害的固态或半固态废弃物。医院的废弃医疗器械、农药厂产出的农药渣滓、生活垃圾焚烧后留下的飞灰等都属于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是工业固体废物的一种。国际上一般认为,一国的工业固体废物数量与危险废物数量呈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环保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凌江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每年产生的危废数量为1亿吨左右。经财新记者核实,此数量正是按相关比例关系估算得出。
按照国际惯例和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危险废物应由环境执法部门监管,由有资质的第三方危废处置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置。然而,一位接近环保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的官员告诉财新记者一个权威数字,估算的1亿吨危废之中,2014年仅有3600余万吨纳入环保部门监管视野,其余危废如何处置——下落不明,处于未知的“黑洞”之中。
最直接的问题是:每年6000多万吨危废去哪儿了?
上述官员告诉财新记者,下落不明的危废一般通过三个途径被处置。一是大量危废被生产企业按一般固废处理掉了,就当成了普通垃圾;二是生产企业“自行处理”,或埋在厂区附近的地下,或以极低价格交由不法人员异地倾倒或填埋;三是被企业作为资源“利用”了。理论上不少危废也是资源,可以利用,只是成本较高。问题是合理利用也需要监管,否则无法知道这种利用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甚至违法。
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数十年间,未进行无害化处置的危废,它们如今在哪里?这会为周边毫不知情的公众带来什么?
相对于生活垃圾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来说,危险废物的危害性要大得多。若处置不当,绝大多数危险废物都可对环境造成重大污染,修复成本极高。其中的有害物质可最终进入人体,致人患病或丧命。一些物质,如六价铬,甚至会损伤人体DNA,祸延子孙。
在常州事件中,据举报人称,“毒地”的前身常隆农药厂等几家化工企业,在运行时曾违规倾倒危废至附近的水体,还将大量危废深埋于地下。
多年之后,这些危废对人体的影响引发关注,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美国“拉夫运河事件”的重演。
上世纪70年代末,危险废物曾让美国纽约市附近的拉夫运河(Love Canal)小区成为举世闻名的“毒物废城”。人们发现拉夫运河地区居民的流产率和出生缺陷比例超乎寻常,血液白细胞数量和损伤率也出奇地高。这背后的“元凶”,竟是一家化学品公司于数十年前在干涸的运河里填埋的大量有毒化工垃圾。
鉴于危险废物危害性之大,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就依循国际惯例,设计并实施了一套危险废物管理机制,并规定危废违法案件中涉量超过3吨,即可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但是,从层出不穷的危废犯罪案件来看,这套机制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识者指出,工业企业有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前两者因为雾霾和黑臭水体等严重环境问题已被政府广为重视,惟独废渣一项,有意无意被忽略,迟迟未被纳入有效监管。
中国危废问题显然已经刻不容缓。
1月13日,江苏靖江侯河村养猪场危废处理现场,工人在打孔取样。
危废案井喷
3号煤井深80米。曾经,它是为上皋村带来丰厚经济收入的七口煤井之一,输送了成担成担的“黑色黄金”。最近一年多时间里,它却被陈继新等人用来做起了倒危废的生意。
顺着纵横交错的挖煤隧道,含有有害物质的化工废液在上皋村方圆10公里的地下蔓延。80米以上的地面上,村民们照常取用着井水,耕种着农作物。一些老农对最近出现的庄稼歉收百思不得其解,另一些则抱怨着不知从何而起的身体不适。直到陈继新等四人死在了3号煤井旁。
这起充满荒诞剧色彩的命案,引起了当地媒体乃至央媒的注意。据环保部通报,山东省公安部门已刑事处理25名犯罪嫌疑人,尚有嫌疑人在逃,共查清倾倒的废酸、废碱等危险废物800余吨,在地表弃置和在地下掩埋的桶装废酸300桶。目前,案件尚待完成侦查工作后再移交检察院,四个人死于非命的时间发生半年之后,官方至今未对具体危险废物类别作出公示,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自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涉及危废的刑事案件数量在中国出现了井喷,危废案件一下子成了中国环境犯罪的高发区。
2013年6月起施行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列举了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14项标准,其中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列为第二项标准。危废违法案件中所涉量超过3吨,即可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表示,最近两三年,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被发现的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是说现在违法情况多了,而是执法变严的缘故。
山东省是危废违法案件最多发的省份之一。2014年山东省侦办危废案件601起,当年全部环境破坏案件为990件。
在全国,2014年地方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了2000多起环境污染案,危废案件也占了四成。这其中既有像上皋村这样处在“进行时”中的危废违法案件,更多则是隐藏了多年、最近才得以曝光的历史案件,涉及的危废数量更大,造成的危害也更严重。
江苏省靖江市原侯河石油化工厂地下掩埋了十多年、计5000余吨危废的大案就属后者。这起“地下藏毒”案是2015年环保部、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联合挂牌督办的两起环境违法案件之一。环保组织表示,此案所涉及的危废数量是近年来得到曝光的危废违法处置案件中最大的一起。
泰兴人周建刚向财新记者提供的举报材料显示,2000年至2011年,侯河石油化工厂从扬农化工、长青股份等农药与化工企业接收了总量超过1.4万吨的化工废料。但侯河石油化工厂直到2005年才第一次获得危废品处置资质,不仅存在无资质违法接收危废品的问题,其实际处置的危废数量也远远超出了许可证规定的每年200吨菊酯残液的处置能力。
一位居住在工厂南侧200米西八圩村的村民告诉财新记者,2011年之前,他多次亲自参与过原侯河石油化工厂老板唐满华组织村民进行的“倒油”活动,唐满华支付给他们的报酬是200元一天。所谓的“倒油”便是将农药废液中的液体部分倒入工厂北侧的界河,将留下的渣滓集中,成桶成桶放入唐满华在厂房下修建的水泥池子里,一部分则拌着泥直接填埋在了工厂大门外的界河河堤上和工厂外的鱼塘里。
也就是说,除了最终由靖江环保局确认运走的5000吨“疑似”危废,更多的危废或已随界河河水流入长江。
2012年,由于资质到期,唐满华将化工厂改建成养猪场,掩埋危废的场地上建了猪圈,猪粪的气味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农药味。
2014年,常年居住在工厂办公楼的唐满华死了,死因是鼻癌,但当时并没有人怀疑,这和厂里的异味有什么关系。但2015年案发后,不少村民认为唐满华的鼻癌或与其自己埋下的化工危物有关。
2015年春节,周建刚买下了养猪场,也只以为这些异味是猪的缘故。不久,周建刚皮肤病复发,他对异味起了疑心,随后他发现了唐满华在保险柜里遗留下的逾万吨化工废料接收单。最终,正是这些接收单揭开了这桩大案。
接近环保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的官员向财新记者介绍,“两高”司法解释出台以后,很多地方的公安部门、检察院都专门成立了特别机构来办理危废方面的案件,立案数量也成了政绩的一部分。“这个威慑作用很大,原来企业没有把这些当成违法行为,做起来都理直气壮,但现在知道这么干不行。”
即便如此,这位官员也十分肯定,现在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很小的冰山一角,没有暴露出来的危废案件要比暴露出来的多得多。
七成危废流向何处?
多位固废专家和官员告诉财新记者,中国危废管理目前最大的问题正是底数不清。
从已得到曝光的危废污染个案和城市建设中层出不穷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事故来看,监管视野之外的危废已然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种种蛛丝马迹,尤其是统计数据上的扭曲,证明还存在更大的危废数量“黑洞”——照业内估算,中国每年产生的危废中,约七成处在盲区。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所长王琪,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了两种数据“扭曲”。从2001年至2010年中国环境统计公布的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单位GDP工业危险废物的产生量呈不断降低的趋势,工业危险废物占工业固体废物的比例更是从2001年的1.07%降到了2010年的0.66%。王琪认为,这与中国环境管理实际水平严重不符。
官方数据也存在不一致。2010年,中国公布第一次(也是目前为止惟一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工业源中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574万吨,比环保部公布的同年环境统计数据高出3倍多。但正如其他领域普遍的数据“打架”一样,官方从未对两个数字给出合理解释。
据王琪计算,2010年中国实际工业危废产生量应在6000万吨左右,是同年公布统计数据的3倍至4倍。
另一个被部分专家接受的估算认为,目前中国危险废物的年产量在1亿吨左右,而统计数据中,最新2014年的危废产生量仅为3633.5万吨——在“两高”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统计量常年在1000多万吨徘徊。
如此大的差距,显然并不能简单用一句统计能力不足来解释。学者们据此推断,中国每年约有七成危废游离在监管之外。
接近环保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的官员也指出,环保部危废统计施行申报制,统计到的产生量都是可核实的数据,每一吨都可以追踪到由哪家企业产生,并必然受到严格监管。然而,往往还有更大量的危废不在报备口径中,其中包括向上皋村废井中倾倒的800多吨危废,以及侯河养猪场下掩埋了十多年的5000多吨危废。
在中国,法律上要确定某一废物是否属危险废物,有两种途径,其一是查阅环保部制定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确认其是否属于名录49大类危废;其二是采取法律规定的鉴定标准和方法,取权威机构报告证明废物具有危险特性。一旦被认定为危险废物,企业就必须遵循国家对危废设计的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监管制度,及时申报数量、合规贮存、填写危废转移五联单、交给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企业对危废进行综合利用或处置。
但是,每年按照如上流程受到严密监管的危废不到4000万吨。剩下的危废去了哪里?
上述官员指出,“黑洞”里的危废很大一部分被当做普通垃圾处理,或是在企业“自行利用”的名头下,被非法掩埋到了地下。也有一些在转移运输途中,往往是异地转移时,被沿途倾倒。“这些事情天天都有。”这位官员无奈地说。
或许,也有一部分危废由产废企业合法自行利用或作无害化处置了,但这一块一样处在危废监管死角中,官方也无法掌握到准确数量。
此外,由于来不及被处置而堆积起来的危废数量在与日俱增,形成了极大的环境隐患。据统计,企业申报的危废贮存量在最近几年一直维持在800万吨以上的水平。王琪指出,所谓的贮存实际上大多为露天堆存,与排放类似。如果加上未统计的贮存量,历年堆存的危废数量巨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贮存危险废物必须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一般情况下,贮存时间不得超过一年。
然而,现实中许多企业的危废贮存都达不到这项规定的要求。不仅企业内部危废暂存库普遍存在仓储能力不足、未密闭、未分类贮存、废弃未收集处理、地面未做防腐防渗等问题,危废贮存期限很多已远超一年。由于迟迟未能找到有接收能力的合法危废处置企业,最后产废企业不得不被“逼良为娼”,地面暂存点渐渐成了“地下藏存点”。
常州外国语学校旁边的“毒地”或许就是一个这样的“藏存点”。几位常隆农药厂的离职员工先后向财新记者证实,常隆在2008年至2010年搬往新址期间,曾将数量不明的生产废料填埋到地下8米至10米的坑内,随后在其上掩上泥土,这些生产废料包括蒸馏残渣和废有机溶剂,均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之列。
在2009年,常隆将至少50吨农药废渣填进了原精工车间南面空地上一个篮球场大小、深8米的大坑中。其中一小部分为桶装,绝大部分为直接填埋。当地环保部门向财新记者否认了这些指控。
这样埋着定时炸弹的“藏存点”在全国还有多少?不同的估计从数百、数千到数万不等。专家们能作的推断是,那些被经济转型更替下来的化工园区“棕色土地”极可能是重灾区,但还有大量的危废“下了乡”“下了海”,甚至被沿路倾倒,难以追踪、定位,也就无法开展修复工作。
危险的危废
常外的“毒地”丑闻被揭开盖子仅仅是个开始,危废倾倒对于一地的影响甚至可达几十年。距美国胡克化学公司最后一次向拉夫运河中倾倒化工废渣整整60年后,昔日的“幽灵”还在威胁着当地人的健康。
2013年,在纽约州尼亚加拉瀑布附近拉夫运河小区居住的新居民们发起了新一轮集体诉讼。34岁的居民丹·雷诺搬进新居后,却一直被皮疹和其他小毛病折磨着。妻子特瑞莎经历了两次流产,还得上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囊肿。他们和另外五个家庭深信,这说明拉夫运河还在对外渗透有害化学物质。此前35年,联邦政府已花费了4亿美元努力修复这块土地的污染,并向居民许诺污染已得到完全清除。
35年前,这些化学物质曾让800户居民不得不搬离拉夫运河区域。人们发现当地居民的流产率和出生缺陷比例超乎寻常,血液白细胞数量和染色体损伤率也出奇地高,而这背后的“元凶”竟是从上世纪20年代起向干涸的拉夫运河中倾倒的2万吨有害化工垃圾,运河拥有人胡克化学公司则是其中主要的倾倒者。
1953年,胡克化工厂却将这条填满了化工垃圾的运河以1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当地教育董事会,后者很快在运河上建造了一座公立学校,周围紧随着建起了不少住宅房。地底下的化工垃圾腐烂释放的200多种化合物——其中至少12种为致癌物质——却渗透了泥土,在人们的后院和地下室弥漫。拉夫运河小区绿草茵茵的环境让人们对空气中的异味放松了警惕,直到多年后,他们的身体明显出现问题。
“和废水、废气相比,危险废物的问题往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滞后性,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往往要通过造成明显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乃至造成显著的人体健康危害后才能为人所知。”从事固体废物研究几十年的北京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告诉财新记者。
换而言之,危险废物被发现的时候,往往人类已经付出太大的环境和健康代价。这种危害性可能持续数十年也不能被完全消除。
“拉夫运河事件”后不久,人们就发现类似的危废掩埋场还有成千上万个。这最终促使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超级基金法》,解决危险物质泄漏污染的治理费用,并相应地建立了危险等级评价系统,按照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潜在威胁评估为污染场地打分,以分值高低论治理的轻重缓急。
改革开放近40年的中国,正在进入自己的“拉夫运河时刻”。危废案件正汹涌而出,如此大量危废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已是毋庸置疑,但具体对生态系统、对人体健康造成了多少危害,相关的系统研究与评估至今仍是空白。
在靖江市侯河村,村民们只能通过老板唐满华死于鼻癌的事实,来推测养猪场地下的危废对自己健康的影响。
危废曝光后,村民们要求政府安排全面体检,甚至提出搬迁的要求,但未获允准。有村民告诉记者,在过去三年间去世的11人中,死于癌症的有6人,其中更有4人死于肺癌。这一不完全统计显示,七圩组的癌症死因比例高于靖江市,而整个靖江市的癌症死因比例又高于全国平均。
据环保部通报,侯河村养猪场此前检出的特征污染物包括1,4-二氯苯、甲苯、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氯苯等。根据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专家编写的《国家污染物环境健康风险名录》,这些物质大部分为挥发性有机物,可大量挥发到空气中、一些可长期吸附于土壤,渗入地下水,并对周边水体环境造成长期不良影响,通过吸入或食入,对人体具有潜在的致畸或致癌后果。
可即便如此,环境法专家提醒,用法律手段帮助村民们索取健康损害赔偿尚存在技术难点。没有系统、权威的流行病学研究或健康调查评估,就无法证明村民们所患的癌症是和这些危废释放的污染物有关,而非其他污染物甚至生活习惯所致。与此同时,也没有村民明确地知道,这些说不上名字的苯系物是否真的进入了他们的身体,又如何影响了自己的健康。
接近环保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的官员直言,若不是特别重大的污染事件,不会有人去做相关的环境与健康影响评估,国家也不会设立相关的研究课题。而通常所做的损害评估,更多仅仅是为了司法了结而做的直接损失评估,并不具备太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当年云南铬渣倾倒对河道底泥、周边的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都造成了污染。土壤、地下水受到重金属污染,未来一定会通过食物链富集到人体内。”民间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告诉财新记者。
因倾倒量大、倾倒铬渣含毒性极强的六价铬,2011年的云南曲靖铬渣案曾轰动全国,掀起全国彻查铬渣堆存点的行动。
五年前,自然之友向涉嫌违法倾倒5000多吨剧毒铬渣的陆良化工厂发起环境公益诉讼,就其造成的环境损害索取公益赔偿。此案迄今没有结案,已经成为中国历时最长的环境公益诉讼案。
自然之友也曾试图调查2011年云南铬渣倾倒案对当地村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并到曲靖安排村民体检。这项工作最后出于种种原因也无疾而终。五年过去了,无论官方、学术界还是民间机构,都没有出台一份细致的健康影响报告。有据可查的仍是当年的媒体报道,其指出“共有4万立方米水受剧毒污染,77头牲畜死亡,无一例人员伤亡”。
上个世纪90年代,六价铬严重污染了加利福尼亚州辛克利小镇的地下水。当地数百名居民认为,自己得病与饮用遭到铬污染的饮用水有关。美国科学家们已经证实,六价铬对人体有致癌性,但仍无法证实辛克利居民得病就是由六价铬污染所导致。
居民们与肇事企业太平洋瓦斯电力公司(PG&E)达成了和解——后者向前者赔偿了3.3亿美元。
危废“阴阳路”
中国的危废处置市场俨然分裂成了地上、地下两个部分。地上的“阳关大道”由环保部门实施全程监管,合法、有序但价格昂贵、效率低下。地下通道里则是截然不同的场面——一条高效、低价的利益链赢得了诸多企业的“青睐”,其中不乏上市公司的身影。
财新记者调查到的一个案例,或可揭示目前危废非法处置的利益链。
2014年,江苏省常州市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不愿意花每吨6000元左右的正当路径处置危废,私下通过层层转包,先后通过在江苏务工的安徽利辛县人魏雪东、安徽涡阳县标里镇人李绍化、史庄垃圾场负责人邓卜安,跨省向安徽利辛县、涡阳县运输、倾倒上百吨二氯苯酚、三氯苯酚等危险废物。
在这条成熟的产业链条中,最初每吨1200元的收益被中间人、各级转包人层层瓜分,链条终端的邓卜安最终收到的报酬是每吨50元。
“作为非法处置危废利益链的终端,他们到手的好处费是被中间各个联络人‘剥削’到最后的所得,通常非常有限。但他们就是为了这一点蝇头小利,亲手将危废拉到自己生活的村庄,倒进家乡的河流田野,不禁让人叹息。”安徽环保组织绿满江淮负责人凌艳雪向对财新记者说。